(抗击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时期的爱情：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
中新社北京2月14日电 题：新冠肺炎时期的爱情：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
中国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在发言中提到，监管部门非常注重机制和技术方面的建设。在2018年银保监会公布的开发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监督管理办法中，提出了如何发挥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的作用，解决了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合作机制问题。对于创新普惠金融合作模式，李均锋主任主要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拓宽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普惠客户的范畴；二是进一步拓宽合作方式和渠道，通过不同机构主体的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激发出各自的优势与活力；三是进一步拓宽合作机构主体，现阶段仅停留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合作，应让更多金融机构加入到普惠金融服务的行列。
此外，李玲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年人照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改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发展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幼儿的压力。
抗疫期间，有一种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是口罩。
从遵循“传统经验”到“后喻时代”的转变，使“老漂族”成为信息时代迷失者。庄曦强调指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之下的知识传递方式。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反哺在技术接触的层面效果较好，但在知识信息、文化理念等深度交流层面较为欠缺。调研中发现，子辈家庭成员与老人的微信朋友圈互动不多，有的子辈甚至会将家中老人屏蔽在朋友圈之外。
在随迁老人流动方向上，基本与中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方向大体一致。流入地主要是各类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处于边缘地位的老人纳入社会网络节点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在高速流动、个体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王艳认为，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老漂族”而言，这可能将进一步造成他们与社会网络的脱离。
这“隔空拥抱”，发生在派往长沙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胡芳和她丈夫汪志军之间。自从胡芳被派到一线，汪志军每天下班后都骑着电动摩托车骑行近17公里去看妻子。
送口罩的是黑龙江泰来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所长秦铁仁。挑粉色，已经是这位“钢铁直男”在结婚30年之际，对担任镇卫生院院长的妻子谢志敏最别出心裁的浪漫。
对于一些随迁老人而言，因受户籍的限制，很多时候无法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而大城市物价要远远高于老家农村的水平，大城市的消费使他们“望而却步”。
调研中发现，“漂”不再是年轻人的标签，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随迁老人群体特征如何？面临着怎样的困惑？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迁入城市的社会融入？
离开生活几十年的故土，“老漂族”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生活环境不适应的问题。
鼓励以深度“文化反哺”弥合“数字沟壑”，为代际支持提供必要的铺垫。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归属感的建立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为流动人群社会关系的重新连接赋予了新的潜能。在采访中，庄曦强调，家庭内社会支持的构建与维系，是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点。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等功能，这些进步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而且为其与晚辈之间的联系开辟了新渠道。家人的支持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新技术的分享，更是情感的纽带。因此，互联网平台上代际间跨圈层的深度文化反哺应作为提升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和客户，围绕加强同业合作、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创新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抗疫期间，还有太多不寻常的情话。
谁见过这样的拥抱？夫妻俩相隔一米张开双臂，只能在脑海里想象对方的体温和心跳。
元宵节当天，汪志军给妻子带去了他手写了三页的信：“这4天我度日如年，担心你穿着防护服不吃不喝几小时，身体会吃不消，更担心你劳累后，让病毒有机可乘。记得一定要多吃，胖成球，都仍然是我的最爱……一切，都不如你平安归来重要！”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信的胡芳，眼泪已经忍不住掉下来。
这些在疫情中守护万家安全的人，他们的爱情感天动地。(完)
张成文两年前和老伴儿从老家山东枣庄到济南帮忙带孙子，对他来说，来到济南虽然“在家庭这个圈子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是“纵观再大一点的圈子，觉得自己疏远了亲戚朋友，自我封闭了”，没有人交流，没有朋友，对门的人都没有来往……提及外出尝试社交，他更是有苦难言。“我们这个年龄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难，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一整天都要看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到战“疫”一线以后，时隔11天这对情侣才第一次见面。脸贴着医院大楼的玻璃，用手机互诉思念：“我想看看你的脸，现在好点了吗？”“好多了，还留了一个小伤口。”“我想要抱抱。”“我也想抱抱你。”“怎么抱？抱不了。”不多时，两人眼眶已湿。
不仅如此，“衣服穿多了还是穿少了”“发烧了是物理降温还是吃药”……育儿观念的差异也成为“老漂族”与子女之间的一大矛盾。
3.缘何而“困” 社会、家庭、技术多重变革交织
“带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但我不能受气。”在孙芳(化名)看来，带娃的日子并不舒心。这位来自山西的特级教师，2019年年初就从老家来北京帮子女照料生活，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常常不能得到孩子的关心，有时还要面对他们从工作中带回的“负面情绪”。“你想要什么孩子不知道，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了，但她想要什么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指出，在照顾婴幼儿时，由于缺乏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一个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成员角色，而任劳任怨的父母往往充当了这个角色。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女性承担家务更多，老年女性比男性更为“抢手”，这就导致随迁老人分居的问题。
“早上6点起床做饭，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点菜，上午打扫屋子，午饭后洗洗涮涮再准备上晚饭食材。下午不到三点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儿子儿媳下班晚，放学后再送他去英语、绘画等各种补习班。疫情在家的时候，天天还要督促上小学的老大上网课、打卡作业。”这是来自山西的杨春玲(化名)与老伴儿每天在北京要面对的庞杂工作。
她叫陈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综合病房护士，原本打算今年情人节和男友领结婚证，但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打乱了两人的计划。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会上，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全面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加快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解决金融机构面临难题”的课题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
这些爱情故事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
作家马尔克斯曾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说，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如今，新冠肺炎时期的中国，爱同样在恐惧、焦虑和担忧的阴霾下闪闪发光。
重视随迁老人的友伴支持，为其搭建线上线下双重互动空间。庄曦表示，由于空间距离等因素，随迁老人与家乡同辈好友面对面的聚会难以实现。但微信群等“虚拟空间”可为老人提供实时在场的“聚会”，为他们提供充满“集体记忆”的交流场景以及必要的情感支持。但“虚拟空间”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生活，因此，老年群体同辈之间的互相支持有赖于线上线下的同步推进。城市社区应发挥所长，以联谊会、外出采风、兴趣小组等形式将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组织到一起，帮助他们拓展新的同辈社交网络，进而得到更多的支持性资源。
从“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社区的陌生环境，让“老漂族”成为“社区隐形人”。王艳表示，由于中国属地化管理、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强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种社会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们在流入城市后仍需要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同时，有别于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因照顾子女生活而来的“老漂族”们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有着更深的眷恋。他们大部分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这样的“熟人社会”，流动到城市后，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社会交往的被迫突然切断，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区邻里关系都让他们容易感到孤独。加上“老漂族”受年龄、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日常生活被照顾孩子挤占，社交网络的断层，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人。
丈夫护送妻子随医疗队赴武汉出征，临别时带着哭腔大喊：“如果你平安回来，我包一年家务！”
李凡要给每个入院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做检查登记。每次上岗前，杨磊都要给李凡做防护安全检查，叮嘱她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直到确认妻子防护措施没有问题后才放心离开。婚礼延期了，可这对情侣的爱和幸福从来没有延期。
由于医保在老家，随迁老人生病就医往往要走繁杂的报销流程，常常面临“垫资跑腿”负担重、报销周期长等问题，再加上大城市医疗费用较高，即使报销后也还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
沈奕斐还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往往容易在窄小的平台空间上形成冲突，这也增加了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不适应感。
随着科技的发展，老人进入大城市生活往往面临“数字鸿沟”的问题，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支付记不住步骤，智能电器不会使用……这些“数字化”生活中的困难也造成了“老漂族”的不适应。
抗疫期间，有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是为爱人亲手做安全检查。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总的看来，“老漂族”能够享受到所在地一定的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但也存在一些政策方面异地衔接的困难。对此，应进一步解决横亘在城乡户籍间的壁垒，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切实让代际支持型随迁老人享受到诸如公交出行、公共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避免因经济、身体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给不足。
针对部分地区超市被“买空”现象，该负责人表示，全国商品市场供应有充足保障，官方和企业正在全力调运补货，增加市场供应，“抢购后的空架现象是暂时的”。消费者不要担心，不必恐慌，要按需理性消费，给商贸企业留出必要的补货上架时间。
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参与者”的变化，让“老漂族”易产生心理落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李玲指出，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数量增多，众多80后独生子女接受教育后留在城市工作、成家。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使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这种状况，两代人选择“抱团取暖”，老年父母选择流入子女家庭所在的城市，在经济、精力等方面继续奉献。
中国进出口银行早在2015年就开启了转贷款业务，是第一家通过批发性资金与商业银行开展转贷款合作的政策性银行。今年，进出口银行围绕着主责主业，重点加强对外贸领域小微企业的支持，通过创设外贸产业、制造业专项转贷款，扩大了相关领域企业的覆盖范围，有效发挥了稳外贸、保就业的政策性职能。通过加强与北京银行等城商行、农商行合作，成功引政策性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点领域。
图为企业一线工人抓紧赶制防护服。中新社记者 杨毅 摄
加强代际沟通，明确家庭权责利，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观”，探索合作育儿。沈奕斐指出，西方的育儿理论在有些层面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文化包含的是合作育儿、家庭主义的文化。因此，应探索合作育儿的积极路径，在学会倾听彼此心声的基础上，明确老人的责任和权利，在照护过程中，子女要给予老年父母足够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支持，照护结束后，子女要积极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进行“反哺”，充分了解父母的养老意愿，尽自己的孝心让父母安度晚年。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提到，中国的银行是中国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产生互补效应。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合作是非常好的探索之路，实则是在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这是普惠金融的最终目的。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关键是金融和科技融合，传统金融要向数字化转型，这是大势所趋，商业银行应顺势而为，积极抢占市场先机。
在调研中，记者深切感受到，随迁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背后其自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
“过去40年的社会巨变也带来新型的家庭关系，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爱、照顾和家庭资源都是由上往下的。”“老漂族”作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来者，常常会面临代际冲突的问题，沈奕斐认为，市场经济时代，老一代过去拥有的权威得到削弱，而对于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到儿孙辈的身上，他们经历着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旁观者”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事事靠后、容易被忽视的家庭边缘人，如果无法得到子女的关心与重视，就会使得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
1.“老漂族”群像 儿女在外闯明天 随迁带娃“漂”晚年
三代同堂按理说应该是其乐融融，但调研发现并非如此，不少老年人忍受着漂泊异乡的孤独，有的甚至和老伴儿长年分居两地。
现在，夫妻俩一个天天带着民警检查重点场所，搞好治安防范；一个领着卫生院16个工作人员，日日随工作专班开展健康走访，到返乡人员家中测体温，宣传防疫知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们没有时间“卿卿我我”，但日夜并肩做防控工作，谁又能说不是“朝朝暮暮”？
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按照精准投放、服务实体、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持续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与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全国中小金融机构广泛地开展转贷款合作，将开发性金融资金优势与中小金融机构贴近市场、贴近客户的服务优势有效结合，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扶贫和三农领域。
当疫情暴发，庐江县中医院ICU骨干医师的杨磊和同在这家医院当护士的妻子李凡决定暂缓婚礼，投身疫情防控这场战役。
杨春玲老人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不少大城市随迁老人的生活缩影。据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6个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占总流动人口的12.8%，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民警拎着两大袋巧克力和暖宝宝到高速路口给要去武汉增援的妻子送行，叮嘱她：“饿了吃巧克力，冷了用暖宝宝！”
“我们小区90%的孩子都是老人带，老人还得负责做饭、收拾家、洗衣买菜。”“在这边带孩子也没个能聊天的朋友，连对门对户都不认识”“老伴儿一个人留在老家，饭都吃不上一口热的。”“无法享受异地医保，到很多药店买药也用不了医保卡。”“刚来的两个月，人生地不熟。现在我是小区广场舞的组织者。她们都爱跟我聊天，说跟我在一起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该负责人称，目前已建立31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情况零报告制度，全面、及时、准确掌握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情况，确保关键时刻、极端情况下生活必需品找得到、调得快、用得上。
在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上，“广场舞”微信群成为老漂族在流入地建立新的交往关系的入口。长期从事老年问题研究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艳表示，跳广场舞是当代老年人排解孤独、寻求认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径。微信兴起并在老年群体流行起来后，现实空间已有的广场舞社群走向网络化，通过微信群迅速在网络空间里得到维护、深化和延伸，形成他们在流入地互动交流的交往空间。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亮在发言中提出，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可创新的领域很多，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对于城商行而言，一是要解读好政策，借助政策的东风发展普惠金融；二是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构建普惠生态环境；三是要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同业合作，搭建好同业交流合作平台。
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社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共同体，是开展和推进适老化改造和升级的基本抓手。据悉，“十四五”末我国将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通过鼓励社区自设或与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合作老年教育学习点或与老年大学等一系列“智慧助老”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目前，中国各地都在全力保障肉、菜市场供应。据官方数据，山东寿光已驰援武汉350吨新鲜蔬菜，未来10-15天还将持续每天提供600吨；上海联华超市每天组织200吨以上蔬菜货源，创下历史新高；深圳华润、沃尔玛等大型商场、超市蔬菜供应量达平时的10倍。(完)
在随迁老人自身的社会需求上，因其处于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在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的社会需求程度高于非随迁老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庄曦在研究报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中指出，针对江苏部分区域60岁以上城市居住老年人的调查显示，随迁老人的信息支持需求占比最高，达61.1%；情感支持需求和陪伴支持需求占比较高为45%。
调研中发现，在随迁老人的家庭特征上，大部分被照顾的孙辈年龄较小。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梅林在代际支持视角下的随迁老人的研究样本中显示，大多数孙辈都处于小学或未入学阶段，小学及以下阶段者的占比为80.5%。
女军医瞒着家人驰援武汉。丈夫知道后和她大吵一架，冷静后又发了条微信过去：“你是我妻也是战友，务必牢记初心如磐，使命在先，盼早日凯旋。”
“在城里钱少真是很难啊，随便吃顿早餐就几十元，以前在村里几块钱就能解决。”张成文来到济南前，他和妻子在枣庄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带孩子，他们转让了早餐店，举家去了济南。没有了经济收入的老张对城市里的高消费难以接受。
在随迁老人日常生活方面，异地就医始终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来京生活7年的周卫国(化名)对此颇为不满：“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钱，出院以后花了多少钱只能返回当地再报，然而当地有的药费、床位费、门诊费不能报，除去这些以后才能报百分之几十。”
从南到北的地域跨度，让来自重庆巫山的邓阿姨在北京带孩子的日子并不舒畅。“我的重庆话别人也听不懂，出门问路都不方便。”
2.随迁之“痛” 社交困、消费高、扫码难、代际冲突
2018年，在老家难以独自生活的杨为民(化名)追随老伴儿来到北京照顾孙辈。杨大爷不太会操作手机，每到需要扫码的地方心里都很排斥。“我都拿现金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好多地方又不收现金，东西都不会买了。”常常站在顶楼看飞鸟，成为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杨为民平日的消遣。
老年夫妻异地分隔的情况“老漂族”中也并不少见。自4年前来北京照顾怀孕儿媳开始，刘芳(化名)就与在老家江西工作的老伴儿过上了分居生活。老伴儿患有高血压，担心其身体的刘芳每日视频提醒他服药。然而，刘芳在京的日子里，老伴儿时常随意饮食，身体状态每况愈下。2019年春节后，老伴儿因身体原因突然过世，这使刘芳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常常夜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流泪。
针对异地医保的报销，近年来政府已着手推动各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通了国家平台线上备案。然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还尚未普及至全国范围，对于随迁老人而言，“就医难”“就医贵”仍然是其当下面临的一大问题。
4.多管齐下 为“老漂族”织密社会支持网络
谁又见过这样的亲吻？戴着口罩，隔着玻璃，爱意都藏在眼睛里。